笨与不笨的界限，浅谈中国建筑教育的优势和劣势
○关注我们, 请点击屏幕上方 UniDesignLab
添加主页微信 UDLservice01 加入UDL交流群
本文转自公众号 西大直接66号
2017年11月，建筑评论家周榕言论掀起“聪明”与“笨”之纷争
2017年11月1日，有方空间发布采访文章《有约客02 | 周榕：过去二三十年，国外都是最笨的人去学建筑》，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日，全球知识雷锋第一时间对周榕进行了采访，邀请其对掀起的网络舆论做出回应，在这一回应文中，周榕针对其关于“聪明”与“笨”的理解给予澄清，并着重表明“我的本意，是在面临建筑学未来‘生存竞争’的层面上看，由于近二三十年人才的萃取型积累，中国建筑师比起西方建筑师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而已。”
11月13日，世界建筑发布张利对张永和的访谈《WA | 张利 | 张永和访谈 | 造的现代性：张永和》一文。在访谈中，张永和恰好谈到周榕对其“笨劲”的评判，以及张永和自己对于“笨”的理解。至此，“聪明”与“笨”定义之争可谓尘埃落定。
张永和聊“聪明”与“笨”
（来源：世界建筑 WA | 张利 | 张永和访谈 | 造的现代性：张永和）
在众人陷于“笨”或“不笨”的话语掌控之时，成立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自发学生组织 [ 西大直接66号 ] 意图止步于无谓的网络口水纷争，也不将视野放在“过去的二十到三十年间国外读建筑的学生”，而是转向思考国内建筑教育的优与劣，由此促生了一期主题分享讨论会。
西大直接66号2017年11月23日分享会
11月23日举办的分享会在哈工大建筑学院几位师生的分享与对谈之中展开。分享会上，话题发起人骆肇阳提出如下五大“灵魂拷问”。借此，几位师生对由“笨”与“不笨”口水之争引发的国内建筑学教育反思进行了交流与碰撞。
国内建筑学教育优与劣的五大“灵魂拷问”
1. 高考理科精英基础扎实 = 设计从业优秀的候选人？
2.《规训与惩罚》的建筑学快感 =《快感的享用》的建筑学快感？
3. 奇奇怪怪的建筑的繁殖 = 中国建筑学批判意识体系生产？
4. 建筑二次教育 = 西方建筑教育接轨？
5. 摒弃媒体时代的侵略战争 = 温软如玉的模糊与暧昧？
西大直接66号分享会现场
近日，西大直接66号邀请话题发起人骆肇阳将其会上分享内容延伸总结成文，特在此分享思辨，以飨读者。
本文约12000字，阅读完约13分钟。
| 笨与不笨的界限 |
文/骆肇阳
[ 前 言 ]
口水之争下的建筑学教育危机
新年伊始，回顾过去一年以来建筑自媒体的热点事件，似乎依然是各设计单位的产品自我包装，自说自话；似乎依然是理论历史的陈词滥调，旧瓶新酒；似乎依然是太平盛世，不痛不痒；似乎受众已然麻木于行业鼓吹之中，波澜不惊。建筑学依然陷于建筑业——一个至始至终是服务属性行业——的嫁衣。然而，总有一些事情会如石子般叩响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其中一个值得回味的热点事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在一次对于国内外建筑教育的访谈中的出格言论（图1）。他指出了两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创新思维滞后，另一个是指出国外的建筑学并非精英学科，“在过去的二十年到三十年间，国外的读建筑的学生都是最蠢的，最笨的人去读了建筑”。由此引发一系列反响。在那场建筑自媒体上互相理论、指责、嘲讽甚至人身攻击的战争中，嬉笑怒骂之余，“笨”与“不笨”似乎也不再是表层定义那么简单。在平仄又温和、没有脾气、没有什么波澜的建筑教育环境下，这样直白的战争显得更为真实，更能反映深层次下的问题，甚至令人惶恐。这不仅仅是中西方建筑教育立场的一场口水之争，这其中，隐藏着太多的自负、抱负、困惑、忧郁以及知识体系、利益链、“出身与科班”价值之间的纠缠，包括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着的一些行业寒冬未遂下日益凸显的问题。
图1. 周榕评价中西方建筑学教育
（来源：有方空间 有约客02｜周榕：过去二三十年，国外都是最笨的人去学建筑）
笨与不笨真的是绝对的存在吗？中国建筑学培育下的设计者是真的技不如人、井底之蛙，还是早已超越国外的佼佼者？值得思考的是，在缺乏评价机制、评价标准、评价指标与评价机构等量化的博弈论与统计学研究之下，我们似乎无力定义这个评判的边界。西格弗雷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其1958年出版的著作《建筑、你和我》里写到：“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时代无法达到均衡的原因。因为它既无法被控制，亦无法归纳出其所产生之可能。”[1] 因此，这个边界更像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如同“水消失在水中”般边界具有非绝对的属性。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小说《另一次死亡》里曾用“仿佛水消失在水中”来概括小说中战士佩德罗·达米安的死亡，这句话也十分巧妙地概括了其矛盾的双重形象——“一个是1946年在恩特雷里奥斯去世的懦夫；另一个是1904年在马索列尔牺牲的勇士”。在其死后，其身份无法得以证实，荣光与丑恶如天平的两端受旁人左右。这句奇特的描述，勾勒出一种边界消无的状态，一种身份的虚实与模糊[2]。在如今这个舆论媒体左右的时代，这种状态正是其运行的内核，这场话题所探讨的“笨”与“不笨”，本土教育的优势与劣势，正是这种双重身份混合状态下的范本表征。
在对建筑学信心不足的今天，我们需要及时自审，我们需要重振士气，我们需要知根知底地看清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优势在于能让所有人继续奋斗于建筑学依然辉煌的高地，有底气地继续改变现在、创造未来，对建筑学一个又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充满信心；劣势在于能让所有人剖心自省，认识学科危机，用批评去捡回早已丢失的建筑学的阵地，消除“建筑学是一场互相鼓吹、充斥着华丽学术泡沫与骗局的游戏”的学术危机。对于充斥着同化的、波澜不惊的中国建筑教育现况和粗暴而混乱的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只有到我们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渐渐消除对于中西方教育差异的敏感。在这样的自审的心境驱动下，笔者将这种模糊分为五个矛盾定义的“模糊等同”，以媒体式疑问的口吻，对其因缘进行探讨。
[ 1 ]
高考理科精英基础扎实 = 设计从业优秀的候选人？
建筑专业属于专业大类，其专业分支众多，建筑学仅为其中之一。建筑学对学生素质的要求较高，一方面建筑设计教学涉及到许多抽象思维的意识培养与灌输，以及对学生特性化的发展指导，学生需具有一定设计兴趣与天赋；另一方面，建筑设计涉及多方面的横向与纵向的专业知识综合考虑，譬如结构、材料、环境等客观约束与美学、哲学、心理学等主观探究，因此决定了该专业的“精英教育”的必然性。以国内建筑教育领衔的几所普通院校为例，从建筑学专业高考录取分数平均情况来看，相比同校其他专业，建筑学学生大多是高考生中的佼佼者。然而，根据《我国建筑业人力资源与建筑教育现状和发展研究》一文中所获得的全国建筑行业从业发展数据资料显示，2000-2010年，我国建筑业的人力资本总量由17.3亿人/年增加到37.5亿人/年，增长了近1.2倍。其中，建筑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算起）由2000 年的9.0年提高到2010年的9.1年，而在十年内，建筑业产值由2000年的3341亿元大幅度增长至18984亿元（图2）。
图2. 2000年与2010年全国建筑从业者受教育情况
（来源：《我国建筑业人力资源与建筑教育现状和发展研究》，崔海丽，2013）
以及从2010年我国建筑业蓝领岗位就业人员规模及结构统计情况来看（图3），商业服务人员、工程施工人员与临时工（大多为农民）的初中教育文化程度人数所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67.3%、87.1%、88.0%与84.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占从业人员中比例较高，而且呈增长趋势[3]。几组数据的相关性可粗略反映，建筑行业发展与从业人数呈正相关，行业受教育程度不高，即建筑行业靠的是“量”，而非靠“智”。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的话，建筑行业是一门“低智”、低门槛行业。
图3. 2010年我国建筑业蓝领岗位就业人员规模及结构统计
（来源：《我国建筑业人力资源与建筑教育现状和发展研究》，崔海丽，2013）
高考精英与从事低智行业矛盾吗？从工程项目建设程序与流程来看，建筑设计者在设计阶段起到概念与呈现、统筹与规划、监督与完善等方面的作用，自然对其综合技能与知识框架的要求颇高。然而，设计师仅仅是高考精英才能驾驭的吗？或者说在假定高考成绩真实反映学生理科素养与能力的前提下，建筑学选拔优秀人才的敲门砖是理科思维出色与否决定的吗？
从属性上来探讨，“建筑师”的英文Architec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rchitectus”，意味着master builder。在古代欧洲公共建筑，譬如古罗马时期的Thermae of Caracalla之类的建筑，多半为艺术家、木匠与石匠设计修建[4]。他们在建筑上的工种优势在于：更擅长于对于空间周遭的先验转译，更多基于身体的经验入手，再诱发抽象性空间思维的建构，这是艺术性思维与艺术性产品生成的主要手段。17 世纪的欧洲，社会对建筑师的定位及其知识与技能的概括有四种不同角色的描述：学术建筑师(Academic architect)、手工匠(Craftsman builder)、市政工程师(Civil engineer)、和后来形成的社会学家(Social scientist)。后来的巴黎美院建筑教育决定在大学体系里设立时，以继承文艺复兴的建筑学传统为主旨，选择“学术建筑师”作为建筑学培养的教学目标[5]。
除此之外，建筑设计工作的特征之一是具有“迭代性”——以一个循环重复方式逐渐接近结论的研究过程，其特性无疑是具有较差的容错性。而理科生的优势在于，接受长时间的理性推导训练后，逻辑思维往往能够优于文科生或是艺术生，能够较为高效地解决问题，缩短问题解决的项目周期，符合目前中国建筑学在当下求快求优的中国建筑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经历过高强度解题思维洗刷、训练有素、深谙解题技巧与学习提效方法的佼佼者，能够在中国超速的城市化浪潮与癫狂的建筑大跃进进程中，以及“自上而下配置资源、集权式指令性”的中国建筑行业发展格局上，最快地按照既定行业设计规律破题。是“解决问题”型的建筑学人才。诚如Steven McCloy的作品European Union之幻想花园下的乌托邦，每个人犹如一个庞大机器里的构件一般，不同却又相似，高效地维护国家机器运转（图4）。
图4. 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学生Steven McCloy在其2013年的毕业设计European Union中，将欧盟重新设想为一个游牧组织，每五年迁移到一个新城市
自然，精英理科生填塞的建筑学教育具有明显的缺点：从设计的角度而言，设计创新意识与理工科知识储备并非一回事，理科生式的精英主义教育与设计精英并非一回事。这是中国建筑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后果是直接导致中国建筑作品设计的创新性不足，文化涵养不够，能够成为具有研究价值与纳入批评学的范本过少，本土设计水准始终无法全面达到国际竞争能力，走出国门的本土设计凤毛麟角。除此之外，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精英群体教育的自我格局的优越感，往往使其整体陷入主观意识泡沫之中，一种以偏概全的武断优劣评判，一所设计院校的口碑由许多因素决定，譬如办学历史、教学师资力量、办学硬件、课程创新与实践运用水平以及应届生专业市场需求量等等。然而一个固化的评价在于，大众或是业内往往总简单地或是想当然地以办学历史作为择优的生源标准，忽视区域市场特征与内部进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也是“老八校”的说法长时间为行内行外人所津津乐道的原因（图5）。
图5. 我国建筑学“老八校”与“新四军”
设计教育口碑的自我固化总与时代相脱节，名校光环或多或少掩盖其他许多局外优秀设计院校的锋芒。有几个有趣的现象能够反映这点，譬如一直颇具国际视野与建筑实验研讨氛围的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在2009年才顺利通过全国高等教育建筑学评估（图6），在时间上落后首批通过建筑学评估的院校整整十七年；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在全球普遍公认的最高建筑行业学术奖项——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的带领下一直做着本土建筑学的实验与实践，其个人的争议性使其一直处在建筑学主流圈行业话语的边缘地带（图7）。
图6. 2017届央美本科生毕业作品
《一棵树一面镜子一个沙漏》
作者：陶暄文 指导教师：程启明、苏勇、刘文豹
从设计概念与意识生产的途径与来源来讲，美术院校往往更具有承办建筑学课程的优势，这也是国外许多设计院校更多将建筑设计定性为艺术设计范畴的原因。从意识形态上，国内建筑学纯粹以理工科界定必然具有争议。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仲徳崑教授在评价中国建筑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建筑学与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存在根本矛盾。建筑学科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它既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学科，也不是单纯艺术性的学科。现行教学科研成果评价系统的使用对于建筑学科教师水平的晋升考察与综合评价，以及对于论文等级、获奖项目和科研基金认定等方面“十分不公”。用统一标准衡量所有学科成果本就具有逻辑错误。“三大奖”、SCI、EI检索数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等等，一直是建筑设计学科本身的短处，以至许多学科硬性交叉，成果有时“牵强附会”，专业上也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长”，自然成为建筑学科教师培养晋升和发展的不利因素[6]。建筑学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在开源技术愈发得以广泛运用于各学科的今天，以理科生培育对象的工科建筑学教育在未来是否依然可行，也有待商榷。
图7. 杭州富阳区洞桥镇文村，王澍
总之，高考精英的学习与实用效率能够满足中国建筑市场迅猛发展的刚需，这是与建筑学所强调的创新性、实验性以及传统文化转译与思考的责任感相悖，后者所需的研究周期和验证周期无法按捺住资本市场扩张与周转的焦急。因此，理科精英适合从业建筑设计的模糊与否，取决于与其息息相关的建筑行业发展属性。最终还是那句反映实用至上的老话，“枪杆子底下出政权”。
[ 2 ]
《规训与惩罚》的建筑学快感 =《快感的享用》的建筑学快感？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et punir）与《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plaisirs）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在这两部著作里，各自架构了一套思想运作模型。在《规训》里建立的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模型[7]，《快感》里提出了“行为——欲望——快感”环状模型[8]。其中在这两个模型的使用者上，他们都产生了各自的一种快感生产法则。这两个模型可用来概括中西方建筑教育研习者学习意识上的区别。
圆形监狱模型映射的是一套惩训机制，该机制反映了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是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潜藏系谱（图8）。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但享受了驯化后不被鞭笞的快感。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建筑学一直处于这种监狱模型般“驯化”的模式。自1970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因适应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对建筑设计人才更多是出于求“量”——急求大量建筑学人才投入实际工程使用，从而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发展新规划。再加上市场的适逢开放激活，充沛的物质与创业的机遇着实诱人。为了应对市场客观与就业主观上的急切需求，国内高校建筑设计教学以模拟现实实践需求为主，目标是入职后“能尽早上手出活”[9]。为了达到这种生产需求，在现代建筑教育中，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在接受市场体系驱导下的建筑学体系训练，持续而硬性接受着结构、经济、规范、标准居住模式等设计准则至上的通用理念灌输，为设计行业培育训练有素的、高效的“命令执行工具”，以满足短时间的大范围的生产需求，为国家早期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是一种资本建构为导向的实用性建筑学。
图8. 圆形监狱，边沁
为此，大学短期内的确为市场输入了大量有用的人才，其原因正是理工科出身建筑学培养的结果。然而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建筑学教育思维，使现有的建筑学在早期失去了价值积累、消化与沉淀。工程速度之快让设计始终处于符号嫁接与模仿的设计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往往鲜有具有中国本土教育建筑学批判范本内核的案例。这也是为何我们始终总提及冯纪忠先生方塔园的原因——经典着实过少。直至近几年我国建筑业开始纳入全球格局行业竞争时，一方面从教育上，我国的整体设计教学始终还是满足不了现实市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学习上，本土建筑学学生在思维训练和创意训练方面远不如欧美大学，在未来竞争力方面显然处于弱势。
而在行为——欲望——快感”环状模型中，福柯认为关于性行为，构成希腊人道德思辨实体的，并不是“行为本身”、“欲望”、“快感”分别的个体，而是三者的环状承接关系：由欲望导致行为，与行为联系着的快感，由快感所引发的欲望（图9）。而设计的快感往往来源于知觉的快感，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知觉现象学里曾阐述了身体行为与知觉的引发关系，知觉会驱动身体诱发新的知觉，而这种幻视感就是知觉的本体，也是现实的本体。设计的快感诞生可满足该环状模型的运作流程，在西方以哲学与美学定义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中，对建筑意识形态本身做一种欲望（设计创造欲望）的思辨，已达到其上层建筑的某种认同、改造、颠覆，建筑模型已是这种改造的抽象或是具体反映，即“设计欲望——建模的快感——激起意识改造的快感——再次刺激设计欲望”。这是一种上层意识修改与反馈建构型的实验性建筑学。
图9. 圣特雷萨的沉迷，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以尤哈尼·帕拉斯玛（Juhani Pallasmaa）为代表的建筑学者早已强调知觉主义经验在建筑指导中的重要意义。帕拉斯马在其著作《眼部肌肤》（Losojos de la piel）中列举了人对建筑的七种知觉。不同建筑具有不同感官特征，包含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的建筑感知手段，以此作为空间情景建构的依据。感官的评价对空间特征进行交互式修饰、加工、组装以及再修饰，最终所产生的空间的愉悦感是之前设计欲望的反馈结果[10]。从运行逻辑上来探讨，其更接近艺术品的加工过程——纯粹基于上层意识所发酵后的产物。卡尔·奥托·艾勒夫森（Karl Otto Ellefsen）在《欧洲建筑教育的变化框架》的汇报里曾指出建筑设计艺术学院遵循的传统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1.建筑是一种艺术品；2.建筑是“唯一”的；3.建筑需强调作者的身份；4.建筑需具有实验性与研究性；5.建筑的场地——特殊性与“场所”的概念值得研究；6.设计者需协调建筑与景观的关系；7.建构的传统/构建建筑形式的基础需要强调；8.建筑材料使用的历史连续性。并强调这些特征在大部分拥有学院传统的建筑院校普遍适用。“试图有所改变，将程式置入一种建筑的诗学之中”[11]，因此基于该类准则，建筑品必然是一种纯粹设计的产物，是必然具有艺术价值的，而艺术品的诞生过程就是欲望驱使快感（情感与身体）的过程。其遵循的应该是“设计原则”，而非“产品原则”。这也是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强调的“类型”（Type）与“模式”（Pattern）的区别[12]。
总之，“规训与惩罚”——这种在规则中以利益最大化为纲的适应性建筑学——这套运作，在我国建筑学学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听话的、目标完成型学习者能以最快的速度，对指挥者以最为圆润、最舒服和最为聪明狡猾的姿态，完成建设与生产任务，在中国效率至上的社会主义发展强国模式下，最为有用。其表征是其大学时光“任务奖励式模型”下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可视为一种优势所在。而其劣势在于，他们会逐渐失去了对设计的快感，意义辩驳的快感与创造力输出的快感，很容易陷入“拿来主义”的捷径诱惑，设计的东西变得索然无味，没有深层次的情趣感，失去了“质疑与创造”的乐趣，甚至直接否定“快感的享用”——在个人意识中以智辩被实现的享乐型建筑学——的存在。
或许，这种设计意识的思辨植入还未全面渗透到我国本土建筑学教育的日常意识输出之中，在简单地将“建筑学”等同于“建筑产品生产学”的境况下，以及将意识思辨仅仅停留在课程应试之下，大多数中国建筑学训话出来的孩子，依然是应试教育熏陶未泯的好孩子，好好地考试，乖乖地画好了防火分区与疏散流线，能熟记爱奥尼与多立克柱式区别却不知其历史意义的优秀孩子，他们自认为达到了建筑学优秀学子的标准，可惜的是，其实远远不够。但更可惜的是，他们惊奇、困惑甚至愤怒地从设计网站上注视着西方建筑学子的方案与作品集时，以自己的价值观，狠狠地否定着他人的价值观，尖酸到令人心寒。
[ 3 ]
奇奇怪怪的建筑的繁殖 = 中国建筑学批判意识体系生产？
中西方建筑的意识之争同时也反映在输出产物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北京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成为了许多外国设计者大型标志性建筑的试验场。它们占据了南北方天空的天际线，相较于胡同的红和里弄的灰，他们的玻璃幕墙或是穿孔铝板，显得格格不入（图10）。
图10. CCTV央视大楼，OMA
尊严的野心，似乎成了这些奇异的建筑魔幻体，伫立在古典东方与权力一元化国家之中的唯一解释。那个正值奥运盛典、民主换届的举国盛典之年，太需要一些奇迹与举世瞩目来彰显大国尊严之荣光。一瞬间，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国家美术馆、望京soho、银河soho……国外建筑师如春雨般涌入中国建筑市场参与大型招标工程项目并成功夺魁。我们热烈地欢迎外来建筑师的工作指导，而中国本土设计的自信心，在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体上，风雨飘摇。我们建筑设计者在短短十几年高效地、大批量地、疯狂地完成了大规模的各种设计工程实践之后，忽觉在公开招标或是大型项目委托之中，设计水平依然竞争不过欧美与日本建筑师同行。
随着国内公开招标的逐渐制度透明化、视野的市场全球化以及运作流程的不断成熟，欧美设计也凶猛地冲击着业内建筑设计市场。国外建筑行业发展历史悠久，试验与实践的维度广，其设计工种经验的成熟、理念的理性、工具的先进与新颖与技术的交叉与配套，能够有效支撑其空间与结构创新的有效实行，促使许多奇特非标准建筑的最终实现。对于依附实践而生的中国建筑学，也开始对这些建筑进行形态语义研究和设计方法编写。而实际的创新技术结构因资料的缺乏而无法完全彻底了解，有时会对其非标准形态结构的逻辑进行误读，无法正确地总结出其新兴建造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法与操作方法。因此建筑学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设计专业的教材往往前沿内容更新较慢。这也是除资金等原因之外，往往出现设计图纸与逻辑产物相悖、设计项目完成度不高的原因。
图11. 基督圣工教堂（1960年），迪埃斯特
更可怕的是，在没有掌握这些新的技术与建造知识时，在本科生们与考研党们依然拿着2005年编写的《建筑构造》背书并考后迅速遗忘时，连工地没下过不知道砖混结构的真实肌理时，国外的高校与行业的建构技术研究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与进行着。许多国外几十年前的构造技法，放眼现在我们的理解依然在很多时候显得苍白无力：六十年代的埃拉蒂奥·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的波纹砖砌结构与加泰罗尼亚拱结构（图11）、八十年代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香港汇丰银行的悬挂桁架结构、同时期的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阿拉伯文化中心的机械感光表皮、2000年伊东丰雄设计的仙台媒体中心中的无梁柱结构体系、2007年克里斯蒂安·克雷兹（Christian Kerez）利用静定力设计的一墙宅（图12），直至现在国内并没有出现过类似实验性建筑技术创新的项目。然而国外的设计研究革新依然在不断前进。在高校教育的技术研究方面，从早期的参数化设计，到现在的数据编程、数控加工与机械臂建造、3d打印技术的运用、虚拟现实空间与无人机建造的运用；在建筑行业运用方面，从早期BIM系统的普及，到机器人完成建筑全周期建造的尝试…
图12. 一墙宅，克里斯蒂安·克雷兹，2007
反观国内，我们似乎一直在追赶海外的步伐，从未主动革新，设计工具的局限性与教材的局限性往往让设计始终停留在“炒冷饭”阶段。高校竞赛图纸核心概念的千篇一律屡见不鲜，设计工作坊的设计思维往往停留在社会学范畴上，缺乏发散性思维与创新客观的方法。甚至更为可笑的是，在我们的建筑行业实践上，为了同样展示甲方的“尊严意识”，速度又得跟上项目利益最大化的短周期，我们直接拿来主义。导致的结果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外型模仿型建筑学”（图13）。当人们还未回过神，依然将建筑的定义仅仅停留在“实用”的范畴时，思考清楚建筑深层内核、责任感与时代意义时，一瞬间，欧式、地中海式的商住泛滥、实验建筑极简主义的泛滥、参数化形态毫无章法模仿的泛滥，让人们猝不及防。结果自然是现代化进程的千篇一律，汹涌地侵蚀与抹平地域的原刻性（origin）。过快的泛滥速度同时也被人们误读为时代发展的一种合理逻辑。这也是发家致富的农民盖罗马小洋楼（图14），历史古建文保永远抵不过政府拆迁队魔爪的原因。他们所建造的一切，抛去资本崇拜的热忱与痴嗔之后，一切都显得诡异与荒诞。
图13. 2013年1月，重庆美全22世纪正在施工，
它比北京望京SOHO早些完工
不可否认，这必然是中国建筑发展前期所经历的困境与挣扎。控制得当，这反而会是未来的优势所在。在中国成为外来经典建筑的试验场时，中国建筑学于是拥有了多个参照样本与批评样本，提供了建筑学进行分析与归纳的最佳条件。样本的数量越多，建筑学会吸纳、消化、积累、到最后会具有厚实的文史资料、反思与批评的价值以及学科指导意义，才会“逆袭”来指导建筑市场。然而，其模糊的反面危机在于，中国建筑学面对外来建筑冲击时面临的文化失语（设计者本身的教育背景的不同）与技术失语（设计所完成依托全新技术与管理模式），似乎一直茫然。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与素质教育不足的今天，许多人更为可怕的是在自作聪明。
图14. 农民自建的小洋楼，带有类似罗马柱式的门口
[ 4 ]
建筑二次教育 = 西方建筑教育接轨？
在过去的时间里，持续庞大的建筑市场一直在刺激建筑专业学生的增长基数，随着服务业人才市场的稳定饱和与人才的水平门槛要求不断提高，更多学生选择本科毕业后继续深造已是家常便饭的现象，建筑学也不例外，国内读研与出国留学人数迅猛增长。然而另一个现象是，考研与出国培训机构也随之诞生，机构发展也愈发壮大与成熟，他们由流动的师资力量逐渐转化为稳定的常年机构资深讲师团体。这自然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但问题在于，对于设计为本的建筑学专业，“为考试而考试”的应试二次教育是否教育逻辑正确？设计是可以考试考出来的吗？或者说为什么接受了整整五年的本科正规教育，还需要用一年的高强度培训才能应试？出国怎么还需要重做作品集？为什么要对曾经的设计进行二次包装，甚至直接重新做一套设计，甚至是直接“交易”设计？（图15）
图15. 各式各样的出国作品集培训机构
如果说考研培训的火热是应试教育的恶果——学生在脱离高中教育之后所面临的自学困境，造成五年学习的低效，那么出国作品集培训机构的日益壮大，除了培训出国孩子的物质收益更为可观之外，直接反映的问题就是中西方建筑设计教育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保罗·克瑞（Paul Cret）曾在1908年的Architecture Record里探讨过巴黎美院的诞生意义以及对于美国建筑教学的意义。在文中他为布扎（Beaux-Arts）体系做过激烈辩护：它的功能，即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向那些求学者传授一种工作方法。在这里克瑞更强调布扎所代表的建筑教育本质，是为了传递建筑设计的一套工作方法，香港中文大学顾大庆在探究Beaux-Arts体系时，用“核心价值”的概念替代了“设计方法”一词，他认为“核心价值不仅涵盖设计方法，还特别强调设计方法是建筑教育的核心”。在目前的建筑学语境里，建筑评价群体总关注设计作品本身，而“很少关心设计生产的方法”，这种疏忽，会使设计评价本身缺乏“溯源”（Deriving）的环节，而是自说自话由表及里的“猜测”。这种核心价值的攫取，较为容易地发生在特定年代或特定系统（譬如师承关系）训练中，这种共同性往往反映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有助于把握时代特征，反过来，这也凸显建筑的责任感[13]。
中国建筑教育学术传统根植于布扎体系迄今近九十年，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中西方建筑教育的这种“核心价值”是相通的，不论训练方法的形式如何，建筑学的意识生产应该能达到平级的状态。可事实是我们并不清楚培育的建筑学生是否还带有“布扎”的印记（布扎本身也并不具有可描述的确切的方法姿态）。甚至再退一步不谈方法继承的问题，本土建筑教育培育的学生并没有一致地与欧美院校教育成果产生直接共鸣，大部分的本土建筑教育受教者，对外面世界的设计产品评价仅仅也是处于惊艳与迷茫的状态，接轨依然具有问题。
持续30年的海外留学让大量中国建筑师出国留学与回国创业，以及网络媒介的迅猛发展，都为引入新设计方法和模式，与了解国际建筑教育与行业发展动向提供了可贵的帮助，也同时刺激了更大范围的学生海外留学深造，似乎是为解决中西教育接轨提供了良机。但令人费解的是，相对于领域实践创作从中所得的受益，建筑教育似乎发展滞后，除了工作坊中的空间引导方法实验创新与新颖的课题介入外，方案设计基础课程与其他基础课程依然是“陈旧而鸡肋、单一而粗暴”，这必然不是能够用“学生需打好这些入门基础”作为借口的，“入门”也必须与时俱进。姑且不谈国外基础课程的不足与否，如若无法即时对基础课程进行反思与改革，随着中国建筑市场日益国际化，未来的毕业生在国际平台工作时的项目交流与接轨能力的不足，将会是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
图16. 申请全美TOP10的学生作品集代做，
充斥着浓烈的抄袭痕迹
（来源：知乎）
不论怎样，这是个尴尬的现状。作品集辅导似乎默认成为了大部分出国党的出国接口（图16）：在美学、版式处理甚至设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二次设计教育达到国外标准，甚至代做（图17）。这是本土教育的尴尬，在国际设计教育对接上的无力感，用一年培训的时间（包括考研）换取五年象牙塔正规教育的讽刺感，到底谁在获取自信心？二次教育的兴起，凸显中国建筑体制教育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尴尬局面。虽然其具有优势在于，中国的建筑二次教育机构，从市场竞争上开拓了教育设计市场的多元，引入了欧美建筑教育的观念输出，相对于体制内建筑高校的“出身上位”、“职称上位”，有些真正具有设计能力的教育者更加具有教育话语权的能动性，这是市场教育的好处。但市场毕竟是市场，这也仅仅是短期的效益。中国的建筑二次教育机构，许多是进行美学输出与工具使用技巧输出，对受众易造成设计价值观上的误导。这些价值观不成熟的建筑设计学子，往往陷入“建筑学基础的无用”、“建筑学教育基础与美学相悖”的误区，陷入盲目崇拜欧美华丽外表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教育危机，中国建筑学该如何承担与面对？
图17. 上图抄袭的原作品，Celestial Street，王子耕，2007
（来源：http://www.gooood.hk/oversea-21-zigeng-wang.htm）
[ 5 ]
摒弃媒体时代的侵略战争 = 温软如玉的模糊与暧昧？
媒体非常适合建筑业，这是服务行业的特性，服务于建筑业的建筑学也无法避免，媒体自然也非常适合建筑学。从逻辑上来讲，媒体写作与建筑写作相同，艺术家阿曼多（Armando）论写作与现实的联系：“写作，不是去解释现实或使其道德化，而是激化它。出发点应该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工作方法是：剥离、附加，由此而达的真实。不是制作者的真实，而是信息的真实。艺术家不再是艺术家，而变成一双冷酷的理性的眼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具有把控权与选择权，实际上剥离与附加后的信息是主观认同的信息（Selective Info），建筑写作也一样，针对土地房产拥有者所特有的心态，建筑师会用对其有利的真实信息说服对方（图18）。
从结果上来说，建筑批评争议与媒体争议的营销流程一致，加拿大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人耗尽自己的全部时间来打入集体的公共头脑。打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操纵、利用和控制，旨在煽起狂热而不是给人启示。”信息营销短期的巨大利益，与新闻行业职业素养不足，让所有媒体触及道德边缘，经常“挑拨离间”。特别是自媒体竞争时代，媒体从业者肆无忌惮地运用各种手段“捏造”热点，其背后庞大的利益关系带也十分可怕。建筑学庞杂的泛文化（Multi-culture）特质与媒体信息流的土壤一致，建筑师也可以视为自媒体的一种，不同的是在于还需要用“语言输出转化为物质结果”（图19）。
图19. 信息片段化所造成的不同信息流
最终，适合媒体的建筑学，不可能避免一系列各种模糊的争议，运用各种媒体技巧，指东打西、移花接木、一叶障目、田忌赛马、欲盖弥彰等方式说理。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曾经说到，建筑师无非最热爱的事情，是经常打出精致的死结。在建筑学价值观十分模糊且无法成立的今天，中国的建筑学教育也并没有尝试树立其建筑价值观的，或是构建建筑学价值观的统一。在平时老师们对于刚入门的建筑学习者的引导中，也或多或少地混淆“明星建筑师”的教育合法性。即这些具有争议的明星建筑师，他们的方法是否值得商榷？还是并非十分糟糕？如何客观、全面地用批评学的方法表达他们的特性？以他们主观作为“优秀的”或是“糟糕的”设计参考标准，是否违背教学的主旨（图20）？
图20. 1998年-2017年历届普利兹克奖获得者
明星建筑师 = 争议建筑师？是否是合法研习模仿的范本与堂而皇之的设计依据？
（来源：https://www.pritzkerprize.com/ ）
无论如何，身为服务业的建筑业摆脱不了媒体营销的泥潭，数字信息的泡沫渐渐会将“论据”一般的原生知识，挤出了泥潭外。在这个泡沫的虚妄里，没有真理，没有归一的信仰，没有建筑学本体的根基就没有基于根基的批判，大家陷入了冗长的“自说自话”的境地。中国建筑教育优势在于，大批量的建筑成品的速度比建筑学快，因此有说“马后炮”话的充分理由。劣势在于，因为是马后炮的描述文字，就没有了信众，自然就丧失了信息与变革的动力。学生依然学着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知识，老师们做着重复不能再重复的科研。建筑学的乐趣最后仅仅成为了大家公众号上的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网红论战”。
[ 总 结 ]
建筑学是十分复杂的学科，是社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体，内部庞大与庞杂的分支领域，学科的交杂与糅合，并非常人三言两语道尽说清。能在其如鱼得水之人，必是聪明之人。然这些聪明之人，也绝无可能拥有全盘说清建筑学各方孰优孰劣之本领，更不说行业与教育的零零总总，不科学，也不现实。我们仅有资格评价某时某刻的自身本事，切忌夸大与自卑，主观感觉绝不是论据的有力支撑。然而与媒体为伴的建筑学好处在于，它自身的许多缺陷，往往成为这些聪明人的有力的武器，反而纵身一跃，人人获取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资格。所有人在建筑学媒体评论这场游戏里，不断切换“笨”与“不笨”的角色。中西方的建筑学生视自身东西方的学术背景当作自身“价值的底牌”，不是个人的笨与不笨之争，而是为利益与未来话语权之争；他们巧妙地利用阿曼多式的媒体信息剪切技术，玩起了田忌赛马的游戏，用自己最强的一部分攻击对方最弱的一部分。所有人很笨，所有人又不笨，在话语的圈套里面，进出自如。或许，这本身便是其发展的必然规律。
参考文献：
[1] Giedion S. Raum, Zeit, Architektur[M]. DE GRUYTER, 2015.
[2] 肖燕. 敢于向天问——试从时空迷宫和主体自身迷宫解读博尔赫斯的《另一次人的死亡》[J].青年文学家, 2009(6):56-57.
[3] 崔海丽, 胡瑞文.我国建筑业人力资源与建筑教育现状和发展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123-130.
[4] Gonnella M F Z. Architectus-Sculpere: Objetos al límite entre la arquitectura yla escultura[J]. 4iauª Jornadas Internacionales Sobre Investigación EnArquitectura Y Urbanismo Valencia, 2012.
[5] 丁沃沃. 过渡与转换——对转型期建筑教育知识体系的思考[J].建筑学报, 2015(5):1-4.
[6] 仲德崑. 走向多元化与系统的中国当代建筑教育[J].时代建筑, 2007(3):11-13.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8] 刘永策. 知识、权力、伦理与个性解放——福柯哲学主旨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 2002.
[9] 朱文一. 当代中国建筑教育考察[J].建筑学报, 2010(10):1-4.
[10] Pallasmaa J. Los ojos de la piel[J]. Editorial Gustavo Gili S L, 2016.
[11] 卡尔·奥托·艾勒夫森. 作为文化研究的建筑教育--社会关联:欧洲建筑教育的变化框架[J]. 建筑创作,2016(4):107-117.
[12] 诺伯舒兹, ChristianNorberg-Schulz. 场所精神[M].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13] 顾大庆. 建筑教育的核心价值个人探索与时代特征[J]. 时代建筑, 2012(4):16-23.
关注西大直接66号
严肃学术，直接bb
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愉快地讨论设计，看情怀是如何毁掉一座建筑
再组织还是革新? Reorganize or regenerate?